[21][22]王安石：《上皇帝万言书》，载《王文公文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6页。

社会经济条件不佳的大多数家庭往往无法为孩子提供良好的福利，而只能选择低水平的发展模式。《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2020年修订)第十三条明确规定：国家鼓励和支持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相关学科建设、专业设置、人才培养及科学研究，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

⑤少年法治的理论体系决定着少年法治的立法体系。就三论(系统论、信息论和控制论的统称)的理念及方法而言，畅达的信息体系是相关系统得以有效控制及高效运行的基本的技术条件。如此战略，值得倾力而为。少年社工制度从无到有，正在形成，前途未卜，等等。(28) 一方面，我国家庭福利法律制度基本缺失，教育、抚养和保护少年几乎是所有家庭的主要负担。

(2)已满八周岁未满十六周岁的少年可以短暂处于脱离监护或照护(无人看护)的状态，但不得单独生活(长期脱离监护或照护)。 针对少年法治运行的缺憾现状，其运行方式的变革，即从各自为政的个别系统运行到协力共进的全局系统运行的改革方略，势在必行。事实上，承认个人信息的公法权利属性，同样不能否定其私法权利性质。

(12)除此之外，反恐怖主义法、反间谍法、统计法、出境入境管理法、《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等多部法律、法规均有类似规定。(48)个人信息保护法沿袭了《信息安全技术个人信息安全规范》，区分敏感个人信息和个人信息，对前者提供更高程度的保护，比如要求取得信息主体的单独同意。(25)更重要的是，这一学术观点已经获得立法者认同。有学者认为无论以隐私权还是以财产权来对个人信息的使用进行规制都使得相关方无法准确计算和有效率地行使该私权，从而使得私权制度失去其功能，对于个人信息，应当超越私权观念而作为公共物品加以保护和规制。

第12条规定：国家积极参与个人信息保护国际规则的制定，促进个人信息保护方面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推动与其他国家、地区、国际组织之间的个人信息保护规则、标准等的互认。针对上述问题，既有研究从部门法视角出发展开讨论，形成了针锋相对的观点。

(79)二是组织和程序保障功能，即设立适当的组织机构和程序来落实基本权利的保障。国务院有关部门依照本法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个人信息保护和监督管理工作。但本文仍然认为宪法上的基本权利构成一种客观价值秩序，对国家课以保护义务，尽管这种保护义务的具体内容不需要也不应当完全遵循公法权利保护的要求，而是有赖于民主政治和立法过程来形成。(81)关于个人信息国家保护义务的详细分析，参见王锡锌：《个人信息国家保护义务及展开》，载《中国法学》2021年第1期。

葛云松：《〈侵权责任法〉保护的民事权益》，载《中国法学》2010年第3期。转引自姜福晓：《人格权财产化和财产权人格化理论困境的剖析与破解》，载《法学家》2016年第2期。但这并不能否认作为宪法基本权利的财产权给国家施加了对公民财产权的保护义务，要求国家通过制定物权法、侵权责任法、继承法等法律来保护公民的财产权。在宪法权利的一般体系中，财产权的功能在于通过维护权利人的经济自由，从而实现其自我统治。

姜峰：《民事权利与宪法权利：规范层面的解析——兼议人格权立法的相关问题》，载《浙江社会科学》2020年第2期。(68)第三，民事责任基础论认为，个人信息保护违法责任的基本形式由民法典规定，个人信息保护法等行政单行法只是在违法程度较高时介入、兜底。

第二，民法典和个人信息保护法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定在抽象程度上没有明显差别，而是多有交叉，并非互为基础。(35)李建华、王国柱：《论民事权益——民法保护对象的立法和司法双重确认》，载《法学杂志》2011年第1期。

比如在德国，多数人依靠租赁他人所有的房屋作为住宅，立法因此对于租赁房屋作为住宅的租赁人的权利给予区别于一般租赁的特殊保护，设置了此类房屋所有权人的特别义务。反之，如果较为强调财产利益，则势必要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信息主体对其个人信息的‘支配程度。(45)参见65 BVerfGE 1(1984).(46)事实上，令人满意的领域理论的替代者仍未出现，该理论也一直作为德国宪法法院思考不同程度隐私保护的背景性框架。如有学者认为需要将个人信息权益规定为民事权利，只有民事权利可以遵循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律——合同法而进行交易。追根溯源，这是基于传统民法对于人格权和财产权的划分，即人格权不具财产性(即不包含财产性内容)，而财产权也不具人格性(即不包含精神性内容)。(14)第五，法律关系论不区分公权机关和民事主体这两种不同性质的信息处理者，认为所有信息处理者与自然人之间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其出发点在于避免公权力机关比非公权力机关处于更优越地位的情况。

没有人会认为个人信息的私法保护和公法保护必须择一，真正的争议焦点在于二者之间谁更为基本。之所以如此，不是因为敏感个人信息的权利属性要强于法益属性，而是因为敏感个人信息位于隐私领域，甚至部分触及私密领域。

(14)参见前引⑤，程啸文。就其内容来看，敏感个人信息有一部分属于私密个人信息，比如个人信息保护法第28条列举的医疗健康金融账户等，也有一部分不属于私密个人信息，但同样要比非敏感个人信息受到更高保护。

(41)参见王叶刚：《论侵害英雄烈士等人格权益的民事责任——以〈民法总则〉第185条为中心》，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7年第4期。(79)参见台湾地区司法院释字第368号解释(1994年12月9日)，吴庚语。

若同时体现人格利益和财产利益，就给予人格权和财产权的双重保护。同理，作为宪法基本权利的个人信息受保护权既有公法权利面向，也有私法权利面向，两者同源但不混同。这意味着其所对应的公法和私法两种法律保护机制之间，既不能非此即彼，更无须厚此薄彼，而应统合在宪法基本权利框架下，各负其责，达致合力。这些法律所保护的不是用来对抗国家的作为公法权利的财产权，而是作为私法权利的财产权。

与此相对，如果财产有着更多的社会关联性，承担着更多的社会功能，则通过法律对其进行的限制就应该更强。三、个人信息法律保护的强度设定在澄清个人信息受保护权是宪法基本权利、具有私法权利和公法权利两重属性之后，接下来的问题是：对其应当给予何种强度的法律保护？传统部门法视角下，法学界，尤其是民法学界对此长期存在争议，主要体现为对个人信息到底指向权利还是法益、是人格权还是财产权有不同看法。

(34)参见张驰、韩强：《民事权利类型及其保护》，载《法学》2001年第12期。因此，把个人信息放进权利或者法益的筐子，并不天然地、先在地决定其保护强度是高还是低。

(65)我国民法典人格权编对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定，并非简单的一部法律对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定，而是具有如同《欧盟基本权利宪章》第8条关于个人信息保护规定相同法律地位的规定。同时，违反公法义务会导致公法上的法律责任，同时导致权利人损害的，当然也要承担民事侵权责任。

林来梵：《民法典编纂的宪法学透析》，载《法学研究》2016年第4期。(12)民法典既不能覆盖也不会推翻这些已经存在的法律规定。但是对个人信息受保护权利侵犯严重到一定程度时，就构成了对公共秩序的违反，需要行政权力介入并加以防范。(64)其理由主要有三点：第一，民事权利基础论认为，从比较法上来看，德国是在宪法中首先引入了个人信息权利，然后才在私法关系中，给予个人信息以保护。

(55)上文提及的领域理论也并未对作为人格权的个人信息提供绝对保护。(50)龙卫球：《数据新型财产权构建及其体系研究》，载《政法论坛》2017年第4期。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的规定，都体现了作为宪法基本权利的个人信息受保护权对抗国家的防御权功能。这是在履行国家对个人信息受保护权的组织和程序保障功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六章对此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

上述分析表明，从实定法规范来看，对个人信息的保护程度有时等于对人格权利的保护(即涉及私密个人信息时)，有时又低于对人格法益的保护(即涉及英烈人格法益时)。此外，《欧盟基本权利宪章》第8条和《欧盟运行条约》第16条也规定了个人信息受保护权。